中国佛教传入朝鲜要比传入日本早得多，而中国天台宗僧与朝鲜僧人发生事实上的交往亦有更早的文字记载。

  新罗国玄光，专修梵行，愿度越沧海而求中国之禅法，遂于陈朝时至中国，往衡山，投入慧思门下。慧思密授其法华安乐行，玄光禀受勤行，证法华三昧，得慧思之印可。辞别之时，慧思嘱其回本国以善权而行化度，云：“汝之所证，真实不虚，善护念之，令法增长。汝还本土，施设善权，好负螟蛉，皆成蜾蠃。”玄光遂巡游江南，乘本国船舶而归。结茅芡禅室于新罗熊州之翕山，后成梵刹。其所化弟子，亦皆证三昧之门(参《宋高僧传》卷八《陈新罗国玄光传》、《佛祖统纪》卷九《玄光传》。)玄光于陈朝入中国并师事慧思，是关于天台宗传入朝鲜的最早文字记载。志磐撰《佛祖统纪》，将玄光师事慧思的时间系于陈太建五年(573)，记云：“(太建)五年，海东玄光沙门受法华安乐行义于南岳禅师，归国演教，为海东诸国传教之始。”(《佛祖统纪》卷三七。)

  因慕智者大师之教而来华求法并有较详细记载的第一位朝鲜僧人是高句丽的波若(562－613)。波若于陈朝时来华，在金陵听智顗说法，深契义味。陈亡后，游方参学，开皇十六年(596)入天台山，师事智顗，求授禅法。智顗知其为利根上智之器，遂批示其往顶峰修习止观，谓：“今天台山最高峰，名为华顶，去地将六七十里，是吾昔头陀之所。彼山只是大乘根性，汝可往彼，学道进行，必有深益，不须虑衣食。”波若即于开皇十八年禀旨往华顶，“晓夜行道，不敢睡卧，影不出山，十有六载。”大业九年(613)，忽从华顶下山至于国清寺，不久坐化(波若事见《续高僧传》卷一七《智越传》，别参《佛祖统纪》卷九《波若传》。)当时来华学于智顗的新罗僧人还有圆光(亦作缘光)。圆光(532－630)俗姓朴氏，出身于世家名族，早习儒业，子史文章，称名于时。“但以生居边壤，正教未融”，遂于陈朝时渡海至于金陵，三藏数论，遍论披寻。后遇智顗于金陵敷弘妙典，服膺其说，遂投其门下，勤学精修，数年之间，忽然有悟。智者尝令其讲《法华经》。后又于天台别院增修妙观。归国后大启法门，以诵《法华》为业，盛弘天台止观之教。(参《弘赞法华传》卷三；《续高僧传》卷一三；《法华传记》卷三；《法华传记》卷三；《海东高僧传》卷二。圆光的生卒年此从《续高僧传》说。)

  唐时来华的朝鲜僧人理多，与天台宗的联系亦更为频繁。盛唐之时，有新罗僧人法融、理应、纯英，来学于天台八祖左溪玄朗。宗鉴云：“新罗法融、理应，悉叶旧学，来传此道，流布海东。”(见《释门正统》卷二《左溪传》。《佛祖统纪》卷7《玄朗传》亦谓：“新罗传道者，法融、理应、英。”然《佛祖统纪》卷五0所录晃说之《仁王般若经序》云：“陈隋间，天台智者远禀龙树，立一大教，九传而至荆溪。荆溪之世，有新罗来学者，曰法融、理应、纯英，故此教播于海外诸国，与中原并盛矣。”是又以新罗三僧为湛然的弟子。未智能孰是。)与天台宗有较密切关系的新罗来华僧人还有道育(858？－938)。道育于唐昭宗景福元年(892)入天台山，住平田寺，后即卒于该寺。(详见《宋高僧传》卷二三《晋天台山平田寺道育传》。)

  五代时，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佛教交流达到一个新的高潮，不仅海东诸国有僧人来华求法，而且中国亦有益人往其国传法。后唐清泰二年(935)，国明沙门子麟曾往高丽等地传播天台宗。《佛祖统纪》卷四二：“(清泰)二年，四明沙门子麟，往高丽、百济、日本诸国传授天台教法，高丽遣使李仁日送麟还，吴越王钱镠令于郡城建院，以安其众。”

  永明延寿禅师所撰《宗镜录》，尝远播于海外。“高丽国王鉴师(延寿)言教，遣使赍书，叙弟子之礼。奉金线织成袈裟、紫水晶珠、金澡罐等。彼国僧三十六人，皆承印记，前后归本国，各化一方。”(《五灯会元》卷一0《延寿传》，另参《宋高僧传》卷二八《延寿传》。)这是由高丽国政府所组织的一次大规模的来华法语法活动，虽其传习乃以法眼宗为主，但其中盖亦有习天台止观者。高丽国僧智宗(930－1018)，尝于后周显德六年(959)奏请入华求法，至吴越国，先谒永明寺寿禅师，受法眼宗之经。宋建隆元年(960)，抵天台山国清寺，膜拜净光大师羲寂，从受《大定慧论》(按应即是《摩诃止观》)及天台教观。智宗“是彝是训，如切如磋”，奉旨修习，无已于时。开宝元年(968)，宋僧统赞宁及天台县宰任植尝请其于螺溪教院讲《大定慧论》及《法华经》，智宗“率意而从，当仁不让”，慧辩滔滔，听者心折。开宝三年(970)，智宗泛海而归，极受高丽国王的尊重，经历五朝，皆受恩幸而无以复加(参《朝鲜金石总鉴·赠谥圆宽空国师胜妙之塔碑铭》，陈景富《高丽僧智宗与，〈宗镜录〉首传海东》一文附，东南文化1998年增刊1。)。智宗在华十一年，其中的绝多数时间是在天台山度过的，虽其回国后仍以弘传法眼为主，但天台宗对其本人的思想产生深刻影响并通过他而使这种影响及于当时的高丽佛教界，其实亦是可以想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