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世纪，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造像艺术不断吸收、融汇中国古代精华，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内涵、鲜明时代风格与不同地区特色的中国佛造像艺术体系。

  佛教造像的起源，根据佛经记载，大约可以追溯到佛在世时，其目的在于弘扬佛法、供人敬奉，以及庄严殿堂等等。

  从印度出土的实物看，此时的造像有显著特点：形象多为体魄强健的伟丈夫形态。

  伴随着佛教在孔雀王朝、贵霜王朝、笈多王朝和波罗王朝统治时期的传播与发展，印度佛教造像艺术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并在各时期形成了诸如犍陀罗风格、秣菟罗风格、笈多风格和波罗风格等特色鲜明的造像风格。随着佛教的不断传播这些风格与传入地的雕塑传统和审美要求相融合，使佛教造像呈现出不同的地域风貌。

  在古希腊雕塑艺术影响下，佛教造像最早出现于印度西北部犍陀罗地区。中国的佛造像艺术是在公元1世纪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将佛教高深的哲理转化为艺术形象，不断吸收、融入中国之文化艺术，逐步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艺术内涵、鲜明时代风格与不同地区特色的中国佛造像艺术体系。

  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造像艺术不断吸收、融汇中国古代艺术精华，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汉传佛教造像艺术。南北朝以后，汉传佛教造像逐渐脱离了古印度及中亚佛教造像风格的影响，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艺术特点。

  北魏的“秀骨清像”、唐代的“雍容华贵”、宋代的“典雅秀美”等风格迥异的佛教造像，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创造力与融合力，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上灿烂的篇章。

  佛造像，是带着宗教情感的艺术创作活动，其工艺手法多样。古印度造像简洁质朴，藏传佛像华丽庄严，中土造像庄严静穆气韵生动。中国各个时期的佛教石刻造像个性鲜明,极具时代特征!

  摇钱树是汉代神仙思想的物象反映，其树干上出现佛像，反映了佛教初入中国时仙佛共存的基本面貌，同时亦成为我国金铜佛教造像早期遗物。

  从两汉到三国西晋，无论是青铜还是陶瓷、石刻的佛教造像，都与神兽、神人并列于同一器物上，被当作一般的神明来奉祀，以中国特有的方式来膜拜。

  南北朝至唐初时期，北方五胡十六国时代开始，到北魏（386-557年）统一北方，南北朝格局形成，不同民族登上历史舞台，形成大割据、大融合和文化多样性的纷乱时代，走向隋唐统一的重要时期。中国佛教艺术在吸收印度、中亚、东南亚等地的艺术影响的基础上，明确开始了本土化的进程，为中国艺术的成熟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成为盛唐艺术的先声。

  随着《僧祗戒心》等佛教仪轨的弘传，单体佛造像开始出现。据史料记载，三国笮融曾造金铜佛像，西晋时高僧竺法护在洛阳造菩萨金铜像12尊，但都没有实物传世。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单体金铜佛像是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馆收藏的十六国时期后赵建武四年(338)铭款铜鎏金坐佛造像。

  造像身着犍陀罗式通肩佛衣，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所持法物亦非常见的持净瓶或结手印的样子。整体风格受到了印度犍陀罗艺术的影响，同时又融入了中土审美情趣和表现手法。据此推断，造像时代应为西晋十六国。

  坐像通体鎏金，佛祖面容端庄，俯视前方，双手于小腹前结禅定印。台座前两只护法狮子张口昂头，牙齿清晰可见，为五胡十六国时期坐像中的上乘之作。

  这铺铜鎏金造像为一佛二菩萨二力士的人物组合，加上台座和狮子，保存完好，鎏金精美。台座后侧所刻发愿文称：“开皇四年七月十五日，宁远将军、武强县丞董钦敬造弥陀像一区……”可知这是公元584年所造的一铺阿弥陀像。

  这铺铜鎏金造像保存完整，造型和做工均十分考究，是隋代金铜造像中的精品。

  尽管铜作为战略物资，在战乱年间受统治者严加管控，被严禁用于民间铸造金铜佛像，但佛教的护生理念直指人心，蕴慰着乱世之际命如蝼蚁的平民百姓的心灵，反而催生了金铜佛像的铸造和传布，同时造像的形象也变得内省而慈祥。

  此像为一佛二菩萨三尊式组合。体量较大，保存完整，整像装饰华美，显示出高超的铸造工艺。

  唐代诗人杜牧《江南春》中写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描述的就是南朝佛教艺术的盛况。南朝虽经宋、齐、梁、陈四朝，然而政治中心一直是今天的南京，政权更迭并未影响经济、文化的发展，佛教造像也随之发展而变化。南朝造像普遍形体瘦削，气质温雅。佛身不穿印式袈裟，而着褒衣博带式的袍服，胸前露出带结，类同南朝文人衣着样式。

  飞天头戴高冠，神情喜悦，秀雅端庄。双手举胸前作吹奏乐器状，衣带飞舞，鲜花花朵散落衣间，有着宗教特有的仪式感。颇有南朝“秀骨清像”的特点。

  唐代是佛教造像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盛唐的佛像气度不凡，面相丰满而圆润，佛像头部皆饰螺发，头部高昂，展现了既内省又开朗、既沉静又温和，既有出世神韵，又有入世情怀的天朝盛世的精神面貌。

  雄狮青铜铸造，扭腰甩头，张口獠牙，目瞪前方，两耳竖起，胸口宽厚肌肉凸起，身披锦鞍驮宝瓶，四蹄蹬地威猛雄劲，势不可挡。狮子非中国本土所产，西汉时已入贡。唐太宗贞观九年，康居国进贡狮子，唐太宗命浙东籍宠臣虞世南作《狮子赋》。这时各国已大量进贡，唐朝也是塑造狮子最辉煌的时代。

  菩萨呈侧卧姿式，极为少见。头束高发髻，面相饱满清晰，秀目微闭俯视人间冷暖。身躯呈现S型，丰腴，华贵。跣足而卧，脚部轮廓清晰，姿态万千，威仪而祥和。

  形式服务于内容，佛教传布过程中教义的变化直接导致造像的改变。由于重文，宋代的文化前所未有的昌盛，佛教完全被改造成“披着袈裟的老庄”，其造像也与古印度的梵相大相径庭，从内容到形式都呈现出中国面貌，变化最大的莫过于布袋和尚（弥勒）、泗洲大圣（观音）、女相观音、罗汉等，这些形象与现实中的真人并无二样，但道行极高，神通广大，救苦救难，深受百姓的膜拜。

  观音头戴化佛冠，发辫披肩，菩萨呈游戏姿坐于普陀洛迦山中。身姿优美，曲线纤细，神情安祥慈悲，是典型的汉传佛教造像，为宋代造像中的精品。

  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的佛教造像也深受唐宋汉地造像的影响，但因地域文化不同，这些地方的佛教造像肩部宽阔，胸肌鼓起，有伟昂刚健之势，与南方造像注重内省、平易近人的神态形成明显区别。

  大日如来，即毗卢遮那。青铜造佛坐像，宝珠状肉髻低平，奇特的是肉髻顶部向上伸出两片叶状物。佛祖双臂上举，腕部戴镯，双手手指于头顶上部连接，结跏趺坐。这类形制的佛像十分少见。

  元明清时期，佛教造像的形态向着官方和民间两个不同方向发展。官方因统治的需要崇奉西天梵相的藏传佛教造像；民间膜拜汉传佛教造像，并依照宋代的样式造像。但由于思想的钳制和文人地位的下降，民间想象力和创造力大不如宋，造像仅仅是膜拜对象，并不追求艺术水平，因此造像艺术大有“今不如昔”之慨。值得一提的是，明代还将关公拉入释班，将其作为武财神和伽蓝菩萨供奉，这个传统一直流传至今。

  造像通体鎏金，跏趺于束腰式莲台上，面呈雷公之状，眉眼、鼻嘴如鹰，眼光俯视，凶悍无比。护法裸上身，显露钢筋铁骨般身躯，霸气十足，下身穿羊皮短裙紧裹躯体，身体笔挺，气势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