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引言

  寺廟建立，其中重要目的是為弘揚宗教所主張的智慧人生。人的智慧提升，其組成的社會自然跟著繁榮、安定，生活品質也就會跟著改進，人就活得更安康、愉悅。寺廟傳揚宗教智慧，其最終目標是期望人人得到生命永恆的昇華。

  中國自東晉慧遠法師集朝野名流百多人於廬山之陽，成立最早之佛教念佛社團(見高僧傳卷六)之後，漢人出家者日增。至南北朝、隋、唐時代，佛教大為風行，市鄉寺廟林立，無論朝野成立之佛教社團組織遍佈中原，寺廟與佛教社團結合，發揮佛教的慈悲精神，強健了社會運作功能，使國強民安，乃成隋唐之盛世。中國如是，日本、泰國亦如是；日本自中國傳入佛教後，寺廟在全國建立，在京都市建寺多而又受敬仰，曾一度使全市浸潤於佛禪氣氛中，而今蒞京都遊客，也多為其眾多寺廟的禪靜、安逸環境所感動!

  筆者曾旅泰國多次，在其寺廟眾多之清邁及曼谷駐足數日，接觸其各階層人士，頗感彼等多誠實而仁厚，社會治安既佳，一般民間爭執、訴訟均較外地為少。再說歐、美各地，教堂雖有異於寺廟，但其發揮的社會影響力，一如寺廟，在教堂教多的鄉、市，因受到教堂的心靈教育，居民的愛心和公德心就較濃厚，也就為社會的安定、發展做了貢獻。總而言之，寺廟建立是為人們提升正確的人生智慧，智慧改進生活素質，最後引導人們進入永恆、平靜、愉悅的真智領域---無法以人相對、比較性的語文所可描述之｢菩提心境」。

  貳、寺廟建立提高了社會教育及文化水平

  寺廟教育，早在漢唐時代已甚興盛，在｢漢唐佛寺文化史｣一書中(張弓註1997年出版)：載有｢寺廟修講，肇自南朝各仕，多達三吳，兩浙名山勝剎｣，愈到後世例子愈廣泛，唐宋間在敦煌地區，就有極多之寺學，及至元明，連西南地區如貴州的縣市，其佛寺也成為儒生參究教乘，以講心學的場所，是具學校教育的場所｣。這些有關寺廟教育文獻，在歷代官員和文人學仕，為寺廟建修所作的碑銘中，多有敘述，這些敘述同時也指出當時建廟之風如何興盛。僅｢唐｣一代，在洛陽市就有四百多座寺廟建成。其在社會教育及文化的實質影響，為該朝代帶來盛世之名!

  寺廟既以傳播佛教為任務，在向通俗化發展時，會在繪畫、雕刻和建築方面表現其教義，這就直接或間接發揮了美化社會的功能。諸如寺廟中壁畫，其畫作詳細敘述佛陀及高僧等的傳記，這些精美畫作在樂山、敦煌等地留存至今，為世人共賞。在成都的宋代百部院，其過廊就繪有極其生動的佛像故事圖，以闡述佛教戒義為目的，圖中的人物背景，更顯出山水、花卉、鳥獸等精巧藝術，這些宗教藝術品，既對民眾作宗教弘揚，也為藝術欣賞作教育，更淨化社會的罪惡風俗。

  又寺廟為普及佛教教義，多會舉辦通俗活動，它既豐富一般人民生活，也寓教於娛樂，寺廟多於舉行年節慶典時，以戲劇、舞樂等演示佛教的慈悲和佛智，這不但宣揚了悲智精神，同時也培養了一些演藝人才，還帶動了儒家的禮、義、廉、恥教育，真是一舉數得。在｢洛陽伽藍記｣書中有：｢北魏，洛陽宣忠寺舉行六齋、長樂寺舉行大齋等，常畫歌舞、常設女樂，歌聲繞樑，舞袖徐轉，絲管嘹亮，諧妙入神；得往觀者，以為至天堂」。又據載：｢山西的眾多寺廟，如蒲縣台山寺、高平市的定林寺、晉城的青蓮寺等都有自建戲臺，演出者多為寺中僧人及信徒，演出內容均對佛理宣揚不遺餘力，是為民間教育的一大力量也。又在｢學術研究｣月刊1967年4月一期中，刊有｢我國戲曲的起源及發展｣一文，文中也述及寺廟對戲曲之發展謂：｢唐代首都長安，已有許多戲場集中在慈恩、青龍、薦福及永壽等多所大寺院，可見寺廟對地方文化確有影響。

  台灣寺廟密度，可謂全球之冠，其北部之善導寺、中部之中台禪寺及南部之佛光山寺等更是盛名遠播，多年來寺為台灣所作社會教育及文化增進，功不可沒。明顯事例：即佛陀教化已普及在社會一般人士的生活中呈現，尤其在文化及教育界，這可從台灣出版的眾多書刊及報章中經常出現，頗具禪意及慈悲脫俗的佛教氣息作品。而寺廟所推行的青年心智教育，也為全台高等教育學府多數師生所接受。據報全台數百所大專院校幾乎都有佛教(學)社團的組織，作為研討佛學的場所。

  值得在此一提的是，加拿大建寺之風，絕不後人。其為人所熟識的湛山精舍，源自中國青島，後分建香港，於四十多年前在加國建多倫多湛山精舍，隨後在各地建立分院，多達十餘所，其在地方教育及文化方面的建樹，常見於報章，為大眾敬仰。近日該精舍趕建中的加國佛教四大名山在宣揚佛教智慧文化的時空上，與中國四大名山連為一線，並作無限的延伸。加國佛教四大名山中之五台山工程他日竣工，屆時文殊智慧將給與北美人士一個健全安康的人間樂土。

  叁、寺廟強化社會經濟及安全結構

  中國寺廟早就有佛教社團組織，是為聯絡信徒大眾作教義傳播用，這就無形中成了社會凝聚力的一環。團員分佈各方，為一般人民作教育慈善，甚至經濟性的活動。｢洛陽伽藍記｣載有：｢北魏洛陽縣內就有瓔珞、暉和、通覺、宗聖、熙平、崇真、因果等多寺，由里內全體居民組織，在經濟、治理和教育等工作上，共同發展而呈現成一自供、自給、自理的自治區，當時稱為｢社邑｣。據說唐代的大詩人白居易就是這社邑的一名居士，因其對社邑的教育性貢獻，乃為該香火社尊稱香山居士；又在｢全遼文｣一書中記有：｢在永樂村裡有名為贏鈸邑、念佛邑、螺鈸邑等多不同奉佛教的佛邑｣，均由寺廟所組成，其目的有作學佛修行、有為社區服務作慈善事業的，更有在社區建立各式互助團體，行其經濟互助或生產互助、災難互助等工作。又如盧山結社，它是中國人歷代相傳的寺廟社團，出了很多名人居士為國家社會作了多種貢獻，其實這些社團團員都要遵守教規，有所為、有所不為，如有所為就要｢眾善奉行｣；有所不為就｢諸惡莫作｣，這就無形中為社會健全作了貢獻。又據｢全遼文｣，范陽、白帶山、云居寺記載：｢寺所在鄉民，同德經營，協力唱和，結千人之社，和千人之心，春不妨耕，秋不廢穫，立其信，尊其教，無窮富先後，無貴賤少老，施有定例，納有常期，貯於庫司，補茲寺缺｣，這些上述地方實例，多不勝數，可見寺廟的建立既助人民生活安定，而政經運作也因此順暢。

  寺廟所組成的社團，既有經常性活動，就免不了有經濟運作。據日本鈴木智夫的研究，｢年節的大規模朝聖進香，對於地方的生活及經濟發展多所推進｣；杭州區內大寺，如靈隱寺等，每年因朝山活動而使當地土產及日用品得以大量銷售，杭州商工業及周圍鄉村的經濟乃大為繁榮；杭州如是，目前中國之西安大雁塔慈恩寺、揚州的大明寺、河南登封的少林寺等，何嘗不如是。

  再據中國歷代史書、地方誌或｢寺誌｣，都有記述該時代的寺廟僧眾，不但自食其力，勤於耕種，甚至將農產以貨易貨方式作經濟活動，其所得就養了眾多僧侶及其依附之人口，進而有利於寺廟舉辦各項慈善福利活動，若仍有餘力，更可資助官府及學術領域的活動，這就使寺廟擴大其各方面的影響力，並紮根於廣大社會。近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國5—10世紀的寺院經濟｣謝和耐著，載有：｢寺院附近出現了製造慈善用品的手工業及交易場所，在城市和農村開設了一些店鋪，作抄經文等行業，在那裡還鑄造佛像等，以致有些地方，寺廟經濟成了當地的財經支撐｣。又如：｢南翔的云翔寺，居鎮之中，鎮以寺始。一寺興廢，係一鎮盛衰｣。另金漢升在其｢古典佛教寺院的慈善｣一書中，其結論指出寺院負有濟貧、賑災、醫藥治病等具體事實外，還兼造橋樑、水利等建設、維修，更有養老、慈幼、殯葬等社會服務。古時如此，今之寺廟於社會之慈善救濟、文化教育、經濟發展，其功能較之昔者，更是有過之無不及。近如此間湛山精舍及佛光山寺，遠方之杭州靈隱寺、廣州之光孝寺、台灣之善導寺、佛光山寺等，多不勝舉。再展望歐、非各大洲無不有佛教寺廟為社會弘揚佛理及為社會做多方面的慈善、經教文化等服務，其成就常見刊於世界各地報章，更多見於電子傳播媒體，媒體社評多對寺廟地方之建樹頌揚有嘉。

  肆、結語

  佛教寺廟之建立，主要是為人類及所有有情作心靈智慧的教育。目標是要所有有情獲得正確緣｢生｣(註)的智慧 - 佛教稱之為｢般若｣，正智發揮於｢解｣、｢行｣，帶動生活與社會運作得以建全發展，終極是到達世、出世間，人類不能以其相對比較而得的思想和文字來說明的｢極樂世界｣。

  本文中所列例多取自｢史｣、｢書｣，如：舊唐書、宋史、隋書、魏書、各種縣誌及｢高僧傳｣等等。

  ｢註｣：

  緣｢生｣：指因緣所｢生｣法的｢生｣；中論中的｢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是為中道義｣。

  倓虛法師：大乘起信論講義中的緣｢生｣無性真如也，無性緣｢生｣生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