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佛教界、知识界为弥补汉传佛教所欠缺的晚期大乘佛教的内容，开展一系列佛教革新运动，藏传佛教的经论、典籍，成为中国佛教界改革的主要参考，藏传佛教教法开始在中原大地流传。于是，在北京、上海、武昌等地纷纷成立西藏文化院，学习西藏佛教文化。尤其是太虚大师于1932年主办的「汉藏教理院」提倡以「研究汉藏佛理、融洽中华民族、发扬汉藏佛教、增进世界文化」为办学宗旨。在这种思潮的感染推动下，中国汉地僧人和学者纷纷组团远赴西藏求法，立志将藏传佛教文化的精髓带到汉地弘扬，开创近代史上汉地僧入藏求学佛法的先河。

  藏传佛教自元代开始就已经传入汉地，但由于西藏佛教深奥的教义与繁复的仪轨，加上语言的隔阂和元代朝廷的限制，藏传佛教只限于皇宫内院中传播。此后的明清两代情况依然如是。清朝政府倒台后，西藏佛教从皇室内廷渐渐流传到民间，为社会各界接受。其主要原因是，民国时期提倡三民主义，民权得到重视，人民的佛教信仰自由得到尊重。加之，中国文化思想界掀起一个弘扬传统文化的高潮，许多知识份子倾心于佛教，并以佛教思想为立身之本，佛教的理念与思想受到知识界有识之士的广泛青睐；一大批具有改革思想的仁人志士，包括出家僧人和学者，远渡东洋及欧美国家求学，并接受新的思想。他们注意到西方人已对西方的物质文明产生失望和厌倦，转而对东方的精神文明表示欣赏，其中包括对佛教的兴趣；特别是注意到西方世界对于藏传佛教的学风与内容的重视和研究。

  当这些新思潮随着西方思想一并输入中国之后，自然引起中国文化思想界对古老佛学的重视和兴趣。在这样一文化背景之下，一些具有改革意识的政治家、思想家选择了佛教。为了弥补汉传佛教的不足，促进中国佛教的复兴，其中一些人则把目光投向藏传佛教的世界。于是，在南京、北京、上海等地纷纷建立专门研究西藏佛教的机构，很多人亲赴藏地求法，大开藏传佛教研究、译经、传法的风气。约在此期间，西藏佛教各教派的喇嘛们也纷纷到汉地传法，各种法会盛极一时，西藏佛教渐渐从宫廷垄断中走出，开始在中国大地流传开来。

  被誉为中国「近代佛教的马丁路德」的太虚法师，是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的名宿。他亲自创办「汉藏教理院」，毕生致力于汉藏佛教界的交流。自1921年开始，太虚法师的子弟开始着手翻译藏传佛教经典，开创汉人研习藏传佛法的先锋。与此同时，宣导居士佛教的大学者欧阳竟无在南京的支那内学院，也设立了「藏语」与「藏文文法」的课程。并组织编辑《藏汉字典》。早在1912年，太虚法师弟子大勇法师东渡日本学习东密，接受金刚、胎藏二部曼陀罗大法，在日本获得佛教最高学位。但大勇法师在日本学习期间，发现日本密法远不如西藏密法殊胜。于是回到中国，在「汉藏教理院」开始研习藏传佛教经典。 1919年，大勇法师经武昌到北京，将研究藏传佛教的风气带到北方，在北京慈因寺成立「佛教藏文学院」。经参阅北京雍和宫所藏藏经目录之后，更感觉藏传佛教之博大精深，随即产生入藏求法的坚定信念。他在当时的报纸上撰文说：「西藏佛法极为丰富，汉地未译者，藏地均有，学法应至西藏」。 1926年，大勇法师率领法尊、观空等二十多位学僧远赴西藏求法，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国佛教界的中坚力量。

  (下期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