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佛经中称中国为震旦国。 《华严经卷45•诸菩萨住处品第32》记载了两个佛菩萨在震旦国的住处：其中一处名那罗延窟，在现在的青岛崂山华严寺西面。据说，这个洞原来没有孔，那罗延佛在成佛前带着徒弟在此洞修炼，当他修炼成佛后，凭着巨大的法力将洞顶冲开一个圆孔升天而去，才留下这么个通天的圆洞。在梵语中，「那罗延」是「金刚坚牢」的意思。此窟由花岗岩构成，与梵文的那罗延名实相符，僧侣们称此窟为「世界第二大窟」。据《憨山大师年谱疏》记载，明代高僧憨山在五台山修行时，从《华严经》上看到有关那罗延窟的记载，遂不远千里来到崂山，在那罗延窟坐禅修行两年余，原来想在窟旁建寺，后因地域限制，不宜扩展，更觉得建筑材料运输、施工等多方面都有困难，才易地建寺。因为此窟的结构独特，并载入宗教典籍， 所以被誉为「崂山著名十二景」之一。

  另一处在《华严经》有关中国的记载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佛教圣地五台山。 《华严经》说：「东北方有处名清凉山，往昔以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一万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说法。」佛经中有关中国的记载，不但显示着这块东方文化的沃土早已是佛菩萨清修的仙境，而且预示着大乘佛教将在这个地杰人灵的国度得到宏传和发扬。

  有的，据刘宋宗少文《明佛论》记载，《山海经》中说到天竺之国有慈爱之人名佛屠，暗示中国先秦时代已知有佛。据《周书异记》记载：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泛涨，井泉之水外溢，宫殿屋舍、山川大地震动。当天夜晚，五色仙气入贯太微，整个西方现作青红色。当时，周昭王问太师苏由：上天为什么呈现这种祥兆？苏由回答说：因为有大圣人生于西方，所以现此瑞相。周昭王再问：天下将会变得怎样？苏由预言：目前还没有什么影响，一千年后他的声音教化将遍传东方国土。昭王就命人镌刻石碑记下此事，埋在南郊天祠前，那时正是佛陀出生的时候。周穆王时期，有一天，晴朗的天空突然刮起暴风，吹倒屋舍，折断树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动。午后天阴云黑，西方有白虹十二道横贯南北，连夜不灭。穆王问太师扈多这是何征兆？扈多回答说：西方有大圣人灭度，这是呈现衰象啊。这些传说暗示了中国在西周时就有人知道佛陀。

  战国时期的《列子•仲尼篇》中有一段记述：太宰喜否问孔子谁能称作圣人？孔子动容地说：我听说西方有一位圣者，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据此，后人也推测早在春秋末年，孔子已知西方有一大圣者名佛。类似的说法还有：中国在先秦曾有阿育王寺，秦始皇时有外国僧众来华，汉武帝时已知佛教，刘向发现佛经等等。三国时期魏人鱼豢在《魏略•西戎传》中记载，公元前12年，即汉哀帝元寿元年，大月氏派遣来中国的使者伊存曾向汉博士弟子景庐口授《浮屠经》，说明佛教早已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关于佛陀的出生，《后汉书》有这样的记载：佛在癸丑七月十五日寄生于净住国摩耶夫人腹中，至周庄王十年甲寅四月八日降生，当时恒星不见，夜晚却明亮如昼，这是佛陀应化世间的瑞相。

  佛教何时传人中国，说法很多，诸多的说法为佛教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但无论言传的虚实与否，佛教传入中国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传奇的过程。说它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是因为汉武帝独尊儒家的意识形态一元化局面，经过西汉末年的战乱和社会动荡已经土崩瓦解。人们对无常的感受和生死的体验，需要精神上、心灵上的抚慰。但是儒学认为：未知生，焉知死。也就是对于人生命的价值、死后的世界等人生终极问题关怀不够。所以，佛教的传入是中国人对佛教的需求，是中国人找到了探寻生命本身终极意义的需要。

  然而，尽管社会大众有了追寻生命意义的愿望，但是达成此愿望的契机并不在社会大众之中。西晋时期的道安法师有一句名言说得好：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也就是说，佛教的兴传需要皇帝的赞同和支援。所以，当时的契机就是汉明帝刘庄为驱除役鬼、消灾祈福而在宫中举行祭祀仪式——大傩。尽管举行了这样一年一度的仪式，仍然不能延长皇帝母亲的寿命。母亲过世的打击，使汉明帝刘庄不安地感到就是贵为皇帝也无法阻止死亡的降临，切身感受到世事无常，对生命的终极意义深感困惑。就在此时，远在万里之外的一种东方智慧正在悄悄东传而来。

  那么，为什么说佛教传入中国又是一个传奇的过程？

  据史书记载，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的一个夜晚，汉明帝刘庄梦见一位身材魁梧，脚踏白云，身上放着光芒的金色天神，飞进了皇宫殿庭，令人心悦。次日，明帝召集大臣询问梦中之事，有大臣傅毅回奏道：「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初八，山川震动，江河泛滥，晚上西方天空现出五色光华。太史苏推测：「这当是一位大圣人在西天诞生。这位圣人降临人间是为了救苦救难，他的义理在一千年后就能传入我国。现在时间已经差不多千年，臣听说西域有位神人，其名曰『佛』，陛下大概梦到的就是佛。」圆梦的结果，使汉明帝顿生西方求佛之心，于是诏令蔡惜、泰景等18人远涉千里去西域寻佛求法。求法使者历尽艰险，来到了佛法兴盛、寺院众多的大月氏国。一行人不但收集了一些佛经和佛像，而且在大月氏巧遇了要到东土传法的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天竺高僧，于是迎请两位天竺高僧到中原讲法，同时还用白马驮回了天竺高僧所携带的佛经、佛像返回洛阳。永平十年(公元67年)，到达洛阳。明帝十分高兴，特意召见了两位僧人，然后请他们在迎接外国使臣的鸿胪寺住下，翻译带回的佛经。这就是著名的「永平求法」。

  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大乘比丘，运用天眼观察中国各地不少有情众生具备大乘根器，在中国传播大乘佛教的机缘已经成熟了，并且观知五台山文殊大士所住锡的地方。但是圣人的教化时机尚未到来，明白要归依佛教真理的人究竟不多。于是就带了释迦文佛画像，以及《四十二章经》，准备到东方来。当两位天竺高僧将所携带的佛经佛像献给汉明帝，明帝仔细一看，佛像果然酷似梦中的金人，就将往昔所梦见的事告诉两人。摄摩滕、竺法兰恭敬回答说：这正是如来准备将大法咐嘱给陛下，陛下当自我勉励，别辜负了如来！明帝接下来问：法王（指佛陀）既然出世，为什么不直接到中土这里来呢？两人回答：佛陀的示现是找适当的时机，住世也必然要有感应的机缘才行，佛降生地乃是根器先熟的众生群贤并集之所。假使其它地方众生机缘未到感应地步时，佛就不会应现的，举例来说，好比池水澄清的话就显出月影的皎洁，否则月影就显得晦暗不明了，这是因为池水垢秽使池中的月光晦暗，这哪里是月亮的过失呢？如来的教义光辉所及之处，总有快慢的不同，也全都随其机缘应世的啊！

  两位天竺高僧奉上《四十二章经》与佛像。汉明帝见图绘的佛像，与过去所见的一模一样，即生起敬心，除了把《四十二章经》珍藏在兰台石室而外。更特别在两位天竺高僧来到洛阳的第二年，下诏在洛阳雍门外修建了一座僧院。鸿胪寺的「寺」本义是官署，因摄摩腾、竺法兰初来时往在官署鸿胪寺，又是外宾，为示礼遇，就仍称新居为寺；此后，中国佛教僧院建筑就相沿称「寺」。

  此外，「永平求法」是以一匹白马驮回佛经、佛像的，白马把释迦牟尼所传的佛法从印度驮来，使佛教在中国弘扬光大，所以白马功不可没。为了纪念白马的功劳，就将僧院命名为「白马寺」。还有另一种解释来源于二世纪犍陀罗艺术浮雕——悉达多太子出家图，描绘了当年悉达多太子骑白马出城时，众神捧起白马蹄悄声离去的场面。所以，命名为「白马寺」也有纪念佛祖出家成道的意义。还有一个传说，就是外国某国王毁破诸寺，唯有招提寺未及毁坏，这时夜间有一匹白马绕着塔悲哀地嘶鸣，有人随即将此事告诉国王，国王因此立即停止破坏诸寺，并将招提寺改名为白马寺。由于这个缘故，很多寺院在选择名字时，都取了白马寺之名。

请问达义师父：白马寺是当时建立的唯一佛教寺院吗？

  不是的。正如前面我们所讲到的，当时中国北方有个五台圣境叫清凉山。佛经《华严经》里说，东方清凉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摄摩腾后来法眼识圣地，以天眼观五台山，乃文殊菩萨住处，且有阿育王所置舍利塔，是一处鲜有的灵山圣境。就于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五台山春暖花开时节，同竺法兰一起拜谒五台山，见这里的山形酷似印度释迦佛向弟子讲经说法的灵鹫山，遂奏请汉明帝建伽蓝僧院，将所建的寺依山名灵鹫峰，而命名为灵鹫寺。汉明帝认为信仰佛教能启迪化度有情，就在寺名之上再加上「大孚」两个字，孚就是信的意思，这个大孚灵鹫寺，就是现在显通寺的前身。五台山第一座寺庙大孚灵鹫寺揭开了五台佛国历史的第一页。它与洛阳白马寺是中国最早的两座梵刹，被誉为「释源宗祖」。

  白马寺是东汉时最重要的译经馆，当时绝大部分佛经都在洛阳翻译。为了让佛法在中国能延续下去，待机缘成熟时得以开花结果，摄摩腾便在白马寺开始整理、翻译蔡愔从西域带回的经书，《四十二章经》就因着这样的缘起问世了。其后不久，摄摩腾就在洛阳过世了。虽然他无缘得以在中国开展其弘法事业，但《四十二章经》的译出，以及蔡愔带回来的佛像等圣物，已使这个时期的中国佛教得以具足三宝，这不仅是佛法东传的里程碑，也是未来佛教在汉地兴盛的重要开端。后来，译经事业便在洛阳白马寺昌盛起来。为了纪念这位远自天竺来华的高僧，如今在白马寺内不仅有摄摩腾的坟冢，寺内建物清凉台上也有他的塑像。

  摄摩腾、竺法兰二位高僧在白马寺内译经传法，二人共同译出了的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为汉译佛典中最早译出佛经。摄摩腾圆寂后，竺法兰又继续译出了五部共十三卷经文。所译的经卷都珍藏在大殿内，供僧徒们膜拜。北魏时期，洛阳诸寺中以白马寺的香火最为隆盛。据传，当时的僧徒们正在对这些佛经膜拜时，经卷突然发出了五彩光芒来，将大殿照的通亮。更令人称奇的是，光焰中还现出了佛的形象。

  佛教传入中国，经过了漫长的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冲突、排斥，又相互适应、协调的过程，直到最终完成中国化，其间大约八百年时间。中国自秦始皇时代神仙思想就已出现，求「长生不老」尚且不及，那能接受「无常、苦、空、无我」的佛教信仰。所以，佛教最初传入中国，一开始就把佛陀当做神明来祀奉，带有明显有神论的思想色彩。汉明帝因为「夜梦金人」而启发佛教信仰，这就说明他信佛的动机是在「梦兆瑞应」，而不是因为「知法见法」的领悟而信佛。后汉书记载─楚王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这就说明当时的佛教依附于黄老祠祀之下，没有纯粹独立的地位；当时的中国人是在自己的文化思想下来接受适合自己需要的佛教，而不是以纯净的信仰来学习佛教。而这时的塔寺崇拜的风气伴随着般若思想与阿弥陀净土思想，正旺盛地推动着大乘思想的传播。于是，「塔寺」与「祠祀」，「般若空义」与「清净无为」，「净土」与「仙境」，渐渐有了相容之处，再加上丝绸之路的交易频繁，就慢慢地提供了一个大乘佛法发展的空间。当时大乘思想的佛身观，不论是般若思想的「定中见佛」，或净土的「无量光佛」，乃至修行人的「梦中见佛」，均已在印度发展出来，经过西北印度的贵霜王朝，转到西域，再传入中国。这样的人文时空因缘，自然会有助于大乘佛法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公元75年，明帝在洛阳城西雍门外创建白马寺，绘以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图，并绘释迦佛像，设置于清凉台。人们把对佛法的渴望通过对白马的感激而表达出来。这些活动都表现了人们对佛法的热诚。从根本上来讲，是佛法的博大、精深令世人仰慕与想往！

  白马寺最初建立的二百年里，为佛教在以儒学立国的中原大地赢得了一席之地。佛教寺院在中国的出现，首先是对佛法博大精深的一种见证。千百年以来，大乘佛法就是这样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流传着，中国人也努力地依照着自己的方式来阐释教义，发展教法；产生了中国本土的净土宗、禅宗、天台宗、华严宗。那么，佛教传入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意义是：佛教生发于印度，大成于中国。如果说，印度佛教是一粒种子，那么中国就像一块水草丰美的广袤土地，给了它肥沃的土壤，使得它落地生根，并逐渐枝繁叶茂。佛教的传入也为中国人带来了崭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带来了对人生终极目的的新的探讨。因此，既诸子百家、黄老思想之后，佛教为中华思想文明的天空又增添了一颗璀璨的明星，成为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